不知走过了多少个街口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传说中的畅饮小酒馆。巧合的是，出来迎接我的们的服务生竟然是中国人。异乡相遇，兴奋和感动忽然涌上心头。

已经过了半夜11点。每个人却都还神采奕奕，看似肾上腺素分泌过剩的症状。坐进酒馆也不着急着点菜，倒是讨论着先上清酒还是烧酒，全然不像晚饭没吃赶了大半晚路的样子。

觥筹交错。尽管我尽量远离主桌，尽量保持低调，尽量用梅酒代替，还是免不了被狂轰乱炸一番。好在我最终还能保持清醒。老李已是喝得不行，浑身开始起疹子，大宝也开始絮絮叨叨每句话颠来倒去的重复。张其荣和阮浩峰更是喝开了，小阮把酒往张其荣的裤裆上一倒，大吼一声：“张老师，你湿啦！”张老师竟乐呵呵的傻笑。

10个人的噪音在这间小酒吧中透过木桌木墙木地板散播开去。我估摸着别的客人快得给我们整崩溃了。果然过了一会儿，那中国来的服务生过来跟我们说我们被其他客人投诉了。于是桌上嘘声一片，但只过了两分钟，音浪又再度袭来。唉，跟醉了的人计较些什么啊。

就这样疯狂到快1点。老李还是有些清醒了。他拿着自己信用卡埋单，回来的时候带着一脸坏笑，拿着张单子，跟我们说畅饮的钱他们算了两次，但不知道这话中有几个字从是这另外9个人的左耳进去右耳出来的，或是直接被拦在耳膜之外了。

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，不是一跃纵身江中，就是得把这些活菩萨们给请回去。回去的路上，各位都三三两两簇拥着保持平衡。小阮和Jerry要去施行他们的大计划，寅童就被抛下了，我看他站不太住，就上去扶他。他一把把我给甩开，嚷着“我能走直线”，脚上划出一条优美的S型。

老李吩咐了一句要保证人头不缺便先行上楼了。我和寅童只得坐在街角等去买土特产的小阮和Jerry。他搭着我，感谢一句又一句。哦，我都知道。我们只是，渴望被认可和尊重。

在出发去日本前就有无数人跟我说，如果不去东京就不算到过日本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这话尽管有些片面，但也并非不无道理。在日本的前几天，我们享受着乡村和小城镇的质朴和恬静，满以为日本就是这样了。直到我们坐上新干线，都市的气息开始沿着这条日本命脉般的高速铁路线，在静冈到东京的路途上慢慢散播开来。

新干线行驶到新横滨的时候，外面便已是倾盆大雨，车窗上的雨水横斜着划过，车窗内的我们各个东倒西歪。到东京站已经是晚上八点。听说整个东京站是文艺复兴式的红砖建筑，但手边的大包小包早已限制了我们的活动范围，我们只得在这个巨型蜘蛛网似的车站地下寻找山手线的站台。

在东京，袋井空落落的车厢简直成了奢望。东京的地面交通贵得吓人，公交单程便要一两百円，出租车更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，因此地铁成了东京出行的主要工具。而在东京坐地铁要想坐得顺利且实惠，除了要搞清楚各条线路，还要弄清楚各条线路所属的公司。而东京的地铁也提供了各式各样的一日券、月票等，所以要想在东京自由行，做好功课是十分重要的。

辗转了两条地铁线，再步行了20分钟之后，终于到了我们在东京的落脚点——东横Inn浅草千束。

前台的小姐态度很好，却完全不懂中文，英文讲起来也很是吃力，这在日本也算是个通病，全民的英语水平可能是中国初中级的。在这个地方，用英文单词和肢体语言要比流利的口语管用得多。折腾了10分钟，我们终于得以Check-in了。

房间很小，自然和袋井的宿舍不能比，但设施倒是一应俱全。床底下可以塞行李箱，拖鞋则挂在梳妆柜的侧面，浴缸想要泡澡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把膝盖贴到胸口。不过还没来得及看个仔细，李老师就要我们下楼集合了。

然后我们沿着国际通一路寻找一家可以畅饮的店。估摸着这帮子人的架势，是要闹翻东京街头了。